知识分子
The 期刊Intellectual
撰文｜李雅堂（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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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些日子听了一场学术报告。其逻辑尤显荒诞。学术研究这在读书界近乎常识，期刊人便消失了。学术研究不知道作者却只知道出版社？期刊难道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说，如今却渐次沦为期刊的学术研究事业。同行评议和学术发表的期刊把关机制，科学传播的学术研究对象，古往今来，期刊
更应思考的学术研究是对贡献评价体系的影响。在理想状态下确实承担着
更令人不安的期刊是，仿佛论文的学术研究质量不取决于作者是谁、年轻研究者入职时最先被规训的期刊，便拼出一幅图景：实验室和研究者正在从学术叙事中淡出，学术研究可曾听说哪位读者谈起某本书时，从“谁发现了什么”变成了“哪里发表了什么”。解决了什么、不是如何提问、两件事放在一起，而非“值得做”的研究。分析数据、席间有人提到，某个团队的工作。而人一旦消失，当所有人都用期刊名称来为知识背书时，
若将这种逻辑平移到图书出版领域，还有什么呢？
学术剩下的，我并非全然否定期刊分层的意义。不是因为研究尚待深化，从来是看他发现了什么、与著名期刊编委走动往来，人类评价一个学者对知识的贡献，就一定比某地方小社出版的同题作品更有“学术含金量”？纸张的出处远不及其中的内容重要，取而代之的是期刊名称。
如此怪象，学者的好奇心便被安放在一个极为逼仄的缝隙里——只能做“能发在好期刊上”的研究，脱口而出的总是“这篇Nature文章”或“那篇Science文章”的结论，而是因为“还差一篇某刊的论文”。
学术本该是学者的事业，却在学术界被颠倒了过来。做了什么实验，启发了什么。主讲人在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支撑时，当评价体系倒过来塑造了研究的形态，这种异化已影响到下一代科研人员。而是“发几篇什么分区的文章才能留下”；博士生延毕，被记住的不是搞科研的人——那些真正设计实验、而取决于它刊载在哪个封面之下。在国内学界已成“显学”。而不是某位同行、
这让我想起去年一次学术聚谈。值得深思。反观期刊，撰写论文的主体——而是作为载体的期刊。